谈杨黎的苹果 /于坚
我于1986年的秋天在成都杨黎家中见到杨黎。一见我就喜欢他,他是天生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人,是诗歌之魂派到世界上来找回它的失者的使者之一。他与我一样,一点都不像通常诗集扉页上的那些诗人,他像我多年前在工厂打铁时的一个兄弟,好感油然而生。
杨黎说,这是诗。那就是了。这种人不多,在中国少于五。我后来认识众多诗人,很少能给我这种一见如故的感受。我总觉得梦里见过他,千年前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这个国家,对诗毫无感觉而又拼命要写的人真他妈多啊,可怕的传统,像海洛因一样害人。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写的不是诗,因为诗歌刊物都发表了嘛,外国也翻译了嘛,奖也获得了嘛,研讨会也开了嘛。我和杨黎笑笑,就算是吧,但我们要嘿嘿。那是在都江堰,秋天,河流闪着灰色的光辉,天空中种着一棵云做的苹果树,苹果不只五个。那美好的一天小安也在。我也喜欢小安,那也是一天才,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才子佳人,他妈的。1986年那天下午我看着他两个赤脚在河滩上跑,心里这么想。
从1986到2010,杨黎就做了两件事。一,打炮。二,写诗。隐居于打炮,得闲写诗。真他妈牛逼。一个是彻底的形而下,一个是彻底的形而上,了不起啊!二十多年过去,周围的前骚人都腰缠万贯、加入了先富起来的行列。杨黎当然也日夜梦想腰缠万贯,千金散尽复还来,但老天爷不准,杨黎,写诗去!
《五个红苹果》,不比过去写得更好,也不比过去写得更坏。杨黎就是杨黎。开始就是结束,什么叫越写越好?李太白越写越好?没这回事。天生此才,怎么写都是杨黎。第一首就是最后一首。越写越差,那是本来就没有写好,被论文们解释成好。辩解从来都是糊在原作上的烂泥巴,莫看它硬邦邦的,时间一到,立即垮掉。
我真是喜欢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。呆在杨黎的另一本诗集里。写下来已经三十年了吧?时代一个个老去,它总是栩栩如生。
彻底的无意义有无限的意义。彻底的形而下才可以抵达形而上。
《打炮》处理的是个难题。打炮,就是日嘛。怎么写?要么写得很下流,要么写得枯燥谨慎。打炮,那么多血肉之夜,腥气、粘液、呻吟,人类生命中最形而下、难以启齿又被谈论最多最疯狂最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的一件事,如何写成一堆冷冷的废话?很容易写得恶俗不堪。许多所谓下半身写作,欲壑难填,惨不忍睹。
他不把打炮看成一个邪恶的事情或者值得炫耀的事情,中国炫耀此事的诗太多了,可怜的民族。
打炮就是打炮。诗就是诗。不是任何其他东西。有些题材很容易把握到诗就是诗,但打炮很难不动声色。依然是我多年前读他的诗的那种感受,写得很干净但不枯燥做作,仿佛那是一门虚无之炮。他赋予了日,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感。过去此类作品,都有呻吟浪荡之嫌,《金瓶梅》较为克制,但还是有道德是非。《打炮》创造了一种现代语感,从而结束了传统的对这件事的道德指控。这是一个语言事件。《打炮》取消了日的意义。日在杨黎笔下,是一堆语词的钻石。
杨黎是不是一个有野心的家伙呢?他自称废话,却总是唤起强烈的解释欲。他的诗后面藏着一个维特根斯坦?当年有一天下午我们去成都的青羊宫,我就感觉四川盆地,有深厚的仙风道骨。维特根斯坦说话,像是学的老子。杨黎的诗歌个性里天然有这种东西。他压根不知道那人是谁,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。他比那一大帮子谈什么诗与哲学的人都更接近哲学。哲学家不说日,杨黎说,这就是区别。杨黎语不是憋出来的。他天生就只会这么说话,就像老子开口就是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。杨黎确实知道罗布•格里耶,我可以作证。1986年,我在他家,看到印着罗布•格里耶文字的印刷品,别人带来他家为了证明他的诗的“语言哲学”而给他看的,他当时是银行里的小职员,哪里找得到这些玩意。看了又怎么样呢?我也看了,现在也看,看这些不过是验证下那些天才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念头。
罗布•格里耶的纯客观写作,强调要客观到不允许作者赋予客观存在以任何主观上的感情色彩。杨黎很善于不动声色,而在现实中他是感性过度的人,太有魅力了。罗布•格里耶是知识分子,他的理论是思考的结果。他没有写过打炮,他处理的题材在道德以内。
《五个红苹果》,像杨黎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,具有不朽的品质。
1840年以前的中国写作是第一轮。我们是第二轮。
2010年2月9日星期二
不说《五个红苹果》 韩东/文
杨黎的前世是“非非”主义的第一诗人,今生是当代网络诗歌的头号教主。杨黎小我一岁,今年四十有八,还很年轻,竟然已过了两辈子。往后还不知道怎么弄,会出什么事。在盛行少年英烈的诗歌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我衷心地祝愿老杨人老成精!
第一诗人不用说了,有隽永开山性的作品为证——《冷风景》、《怪客》、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、《高处》等等。至于网络诗歌的头号教主,圈内人和后来者尽可扪心自问。圈外人只知道有“梨花体”,不知“梨花体”的出处,实际上它不过是流行于网络的主流诗歌方式的一个小儿科的分支,由于新闻和网络效应为大众知晓、误解,极尽嘲讽之能事。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样,波澜壮阔蔚为大观的当代网络诗歌革命是一圈圈地向外扩散的,而最初扔进水里的那块老石头就是杨黎。“梨花体”不过是轻舔岸边的些许涟漪而已。
本世纪初,本人去成都小住,目睹了杨黎苦学汉语拼音的酣样。此公面对一张供小朋友学习之用的图画,笨拙不已地朗诵默记。那张画上“i”的旁边画了一件小衣服,“e”的旁边画了一只大头鹅。我向杨黎进言:直接上网敲键盘,不出一周包你如入无人之境。印象中,好像只有这一件事杨黎听了我的,但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——无论对杨黎本人还是对当代诗歌而言。杨黎立马就爱上了网络。既不下棋打牌,也不玩网络游戏,甚至也不收发邮件,游览新闻更是无暇顾及,每回杨黎都直奔“橡皮”、“诗江湖”以及稍后的“他们”。在论坛论争,于聊天室勾兑,整个一昏天黑地。杨黎进入网络绝对是当代诗歌界的一件大事,人道他是网虫中毒,我却以为是猛虎下山。杨黎六二年生,恰好属虎。
按我的说法,杨黎重出江湖或者进入网络,其意义是使诗歌生产力获得了极大、空前的解放。网络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,而杨黎提供了有关普及的指导思想。他的“废话”理论一时间不胫而走。关于这理论的精深高妙,我想除了杨黎本人所知者当真寥寥。但你只要知道它精深高妙也就足够了。真正刺激神经的是“废话”二字,原来诗歌是废话,废话即诗,还有什么比这更彻底的解脱呢?从禁锢中解放需要口号,而口号由煽动性的词语构成。自由体是对古典诗歌的解放,关键就在于“自由”二字。自由地写,怎么写都可以,都成立。“废话”便是新时代的“自由”,比“自由”的概念更刺激,更具破坏意义,因此也就更具建设意义。从诗歌“原来可以这样写”的感动到诗歌“就应该这样写”的坚持,不是建设又是什么?所以我认为,“废话诗”是继“自由体”之后中国诗歌在普及的意义上最大也是最彻底的解放,其丰功伟绩甚至不亚于“自由体”的横空出世。“今天”同仁阻击的是官方意识形态,“他们”倡导回归诗歌本身,“下半身”则从“上半身”脱颖而出,而“废话诗”从文学、艺术的范畴突围,崭新而荒芜的土地有如未开垦的边疆一样辽阔无边。这一切,几乎都源自一个人的固执,而这个人就是杨黎。所以在我的博客上,“杨黎”的链接有一个小注释:一代宗师。“一代宗师”不是乱说的,也非奉承,而是名至实归。
自然关于“废话”理论,杨黎有不厌其烦的解释,并一再指出被误读了。这且不论,大家只要知道这理论是精深高妙的即可。一方面是对“废话”理论的响应,一方面又认为按此理论所写作的诗歌是精深高妙的,这就是我说的从“原来可以这样写”到“就应该这样写”。解放与自信相结合,其能量更呈爆炸之势。其后的“垃圾派”不说它效仿“废话”的倾向,就其提供的价值自信而言也是虚弱的。“垃圾”就是垃圾,而“废话”不然,“废话”是诗,而且是惟一合法的诗。杨黎关于后一点的言说尽管理解者寥寥无几,但坚持不断地言说本身却构成了皇帝新衣式的保障,或保证。不是说“废话即诗”对杨黎而言是皇帝的新衣,但对大多数跟进者来说的确是这样的。我相信杨黎是真诚的,是真的见过那件新衣的人。但我仍然怀疑杨黎的真诚是那些被外星人绑架、劫持并与之性交的人的真诚,在测谎仪和催眠术面前仍无懈可击。也就是说,他们在主观上是诚实的,在主观的范围内所陈述的内容的确属实,认定确有其事,不是撒谎。
杨黎的神秘,就类似于这类人物。同时在生活中他又是如此的市井,甚至滑稽搞笑。八十年代有一则传闻,说的是杨黎发财了,出入于火锅店时常一手持猪脚爪,一手持大哥大。这幅肖像的确传神,但深究起来毕竟意思不大。我的修改版是:杨黎手持大哥大,但说的是谁也听不懂的外星语。镜头切换,与之通话的竟然真的是一个外星人,也许是上帝吧?镜头切换很重要,因为杨黎绝不是自说自话的神经病,更不是别有用心的骗子之类。他真的用一种的确存在而非常高级的古老或未来的语言说着什么,并且有对象。此外,那只猪脚爪也很重要——一个杨黎所不喜欢的象征。这是一个下接地气、上通天语的人物,上下缺一不可。
如此精深奥妙的理论与如此平易直白的诗歌,如此及时行乐的人生与如此天降大任的自诩,如此柔软天真的内心与如此叛逆顽固的行动……在我等平凡之辈看来如此分裂的事实,在杨黎那里却了无痕迹,甚至于浑圆一体。太神秘了,太神奇了。
我想说的是,杨黎是一代宗师,一个真正神秘的人物,一个通天彻地之辈,一个好朋友和一个对谁而言都是过于强硬的对手……
杨黎嘱我就《五个红苹果》的出版写几句。回头一看,本文并没有涉及这本惊世骇俗的诗集。应了杨黎的话,“诗歌所言说的,就是永远‘没有的东西’。”要说《五个红苹果》就要让它在这里“没有”。
2010-3-11 |